有声书 | 经济形势好，生娃数量少？听听经济学家怎么说
马上进入九月，我们迎来了又一年的开学季。很多家长的教育焦虑由此开始，特别是新生家长。今天推荐的这本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就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和化解家长们育儿过程中的普遍焦虑。
不同于市面上的育儿书，这本并不是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或者虎妈猫爸们的大作，而是马赛厄斯·德普克与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这两位经济学教授通过数据分析和个体实例对养育方式进行探究的成果。与本书配套的，是各个国家的大量数据和学术报告，所以这本书得到了《经济学人》杂志的支持，也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
虽然名为《爱、金钱和孩子》，但作者默认父母总是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所以在“爱”上没有下多少笔墨。实际上，书中探讨的是金钱与养育的关系。在引言中，作者直入主题：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
这就意味着，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而在高不平等与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更专断，并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除了对育儿焦虑给出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这本书还展示了父母如何在不同的教养方式之间做出权衡，以及阐释了这些教养方式如何塑造孩子探索实践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读罢此书，相信你会对当下竞争时代的机会平等与教育公平拥有更加深刻的思考。
[美] 马赛厄斯·德普克
[美]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格致出版社 2019年6月
马赛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顾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成员。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欧洲经济协会成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波动项目组联合主任。
大概三十多年前，中国计划生育时期有一句宣传语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超生游击队”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多数省市也都实行过严苛的计生手段。
不过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四十年间，我国人口情况却发生了重大改变。
2015年，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一些问题，我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但是本该生育率得以释放的2017年和2018年，生育率的数据并不乐观。
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抱有“低生育期望”的夫妻数量非常可观，这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家庭规模不受政策限制的地方如出一辙，生育率都处于世界的最低水平。
发展经济学家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的一项研究发现，生育率主要由个人选择决定。言下之意呢，就是一个家庭决定生育多少小孩，和国家生育政策不怎么相关。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人们选择生更少的孩子，那么一定是拥有大家庭或者是小家庭的激励发生了变化。
从超生到少生，甚至不生，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父母的选择？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解释。
他们在所撰写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提出，教育的兴起和童工的减少，这两点解释了为什么在父母眼中，孩子开始变得“昂贵”起来，因为他们不得不支付昂贵的学费。更重要的是，孩子不再通过劳动为家庭收入做贡献了。这些因素使得父母的激励转向拥有小家庭，即生养1-2个孩子就好。
收入越高，出生的孩子越少，在大多数最富裕的国家，总体生育率在每个女性生育1-2个孩子之间，而且，这种收入和生育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当前不同国家都是成立的。
但是我们看，在大约两百年前，这两者之间呈现的可是正相关性。
这本书的作者提到，在19世纪以前，生活水平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是正向的：当形势好的时候，人们相应地会生更多的孩子。
在前工业化经济中，大多数家长没有经济上的激励，去给孩子提供正式的教育去学习识字、计算等技能。大多数人不识字，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当时多数工作不需要识字，只有一些高级职业要求识字，比如神职人员和早期大学的学者，不过这些职业也不对多数人开放。所以呢父母们几乎没有理由要求孩子去接受教育。
相比于教育决策，童工的存在对生孩子的成本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工作的孩子大多数可以养活自己，因而从父母的角度来说，生娃是“便宜”的，多生娃是合理的。
19世纪早期，在英国，矿区的生育率异乎寻常的高。煤矿工作十分危险，工人经常要进入很小的空间工作，儿童因为身材上的优势，在煤矿工作往往能得到很高的报酬。不仅在英国，整个欧洲都是如此——童工的潜在回报对家长产生了激励，对他们的生育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
对于当今时代的父母，我们很难想象让年幼的孩子出去工作这件事，但是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普遍使用童工的历史也并不遥远。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原因，先来分析后来父母对于孩子的生活选择为什么发生了改变。
一个标志事件是英国工业革命，这为全世界带来了经济和社会上的巨大变革，工厂逐步取代了农场和小作坊，工业会对人力资本有了更高的要求。大型工业企业的出现使管理部门增多和崛起，从而增加了对会识字和计算的文职人员的需求。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教育回报的增长突然使得送孩子去上学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1850年之后，以教育和知识为形式的人力资本成为了主要的收入来源。相应地，接下来几代的父母们决定生越来越少的孩子，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来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
如果父母想要在子女身上大量投资，花很多时间陪在每一个孩子身边，那么，多生孩子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也就上升了。
近期，经济学家塔哈·乔克曼（Taha
Choukhmane）、尼古拉斯·考达希尔（Nicolas Coeurdacier）和金刻羽（Keyu
Jin）在一项研究中，比较了独生子女父母和偶然生双胞胎的父母之间的行为，他们发现独生子女比双胞胎明显吸引了父母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比如，双胞胎比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低了40%，双胞胎而且上高中的概率也显著更低。
由此，在经济学视角下，近代以来，父母们更关注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教育是孩子质量的最重要的形式——学校教育不是目的，父母们希望通过教育投资，让孩子拥有更好的经济前途。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这本书，不仅用经济学解释了家庭如何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以及对孩子进行多少教育投资，还解释了父母们对教养方式的选择。
中国北上广深的妈妈们，流行着名为“鸡娃”的教养方式，意为 “给孩子打鸡血”，不停地让孩子去学习、去拼搏。这些孩子往往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被父母安排在各种培训班打鸡血。
跳出中国，“鸡娃”还有一个更为通用的名称——直升机育儿，它指的是在过去30年中，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变得非常普遍的儿童抚养方法，特点是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
这些看似理智的父母，为什么如此狂热地为孩子的教育倾注时间和金钱？
本书的观点是，经济条件和其历史变迁的方式，对育儿习俗以及良好教养方式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研究，作者发现，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比如在瑞典，要求一个学龄前儿童安静地坐在餐桌前是有悖于基本人权的，体罚更是被认定为非法。瑞典儿童接受正式的教育要到7岁才能开始，且在年满13周岁前不可以收到任何成绩单。
但是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更倾向于对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
如果说这一届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那么近些年让父母焦虑的经济因素是什么？
近期，华为公布2019届顶尖学生年薪方案，引起了社会上不小的波澜——入选的8名毕业生年薪最低为89.6万元，最高为201万元。
毕业即拥有年薪百万，他们有着怎样的教育背景？从公布的信息上看，他们来自清华大学、中科院、港科大等顶级院校，每个人拥有博士学位，所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等领域。
虽然学历不能完全证明能力，但在应聘竞争激烈的高收入行业，在面试官面前，学历是最容易量化，也是相对最客观的考核指标。
在高教育回报率面前，“读书无用论”就变得脆弱不堪。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宏斌在2017年发表文章所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职工的平均教育年限，在1988-2009年间增加了2.5年，而城市职工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教育回报率从1988年最初只有2%，增加到2009年的8-10%，此后，教育回报率攀升速度有所减缓，但始终保持在10%的水平，高于OECD（经合组织）国家7.5%的教育回报率。
因此，在中国，向上层阶级流动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读书。
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越来越多的父母就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让其取得不俗的成绩。如此看来，“鸡娃”也好，“直升机育儿”也罢，经济环境是影响父母教养决策的重要因素。
父母和孩子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就是如何权衡当下的快乐和未来的成功。这种育儿焦虑，这本书给出了合理解释。此外呢，这本书还展示了父母如何在不同的教养方式之间做出权衡，以及阐释了这些教养方式如何塑造孩子探索实践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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